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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这十年】微步在线薛锋：创业维艰，创新更艰******

　　【网络强国这十年——创业心得篇】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和虚拟化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化转型推动全球云市场井喷式发展。然而，在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带来业务场景的多样化的同时，云端服务背后也存在各类安全问题。威胁情报防范作为保障信息数据的重要一环，扮演着信息产业“把关人”的角色。

　　近日，微步在线创始人、CEO薛锋做客光明网“网络强国这十年”专栏，畅谈创业经历，讲述创业初心与选择，并对当下网络安全行业创业者的发展方向给出建议。

　　瞄准行业需求，专精“威胁情报”

　　微步在线成立于2015年，是我国最早一批关注互联网威胁情报的企业。薛锋表示，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浓厚，作为偏技术管理型的工作者，自己对网络安全行业有一定理解和洞察，看到威胁情报技术极有可能成为使网络安全技术发生变革的节点，便决定创业。

　　薛锋说，相比创业维艰，他觉得创新更为艰难。在创业过程中，无论是做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还是推广新产品给客户传递新价值，都承载着教育市场推广的新理念，需要经历很长的周期，这个过程可以说很契合“创业维艰，创新更艰”理念。

　　对于选择威胁情报作为创业细分赛道，薛锋表示，与传统的安全防御不同，威胁情报防范的核心在于主动“出击”，这基于一种全新的网络安全认知理念：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有效预判危机并且进行主动防御。即从不计其数的报警信息中筛查，提前获取攻击者的攻击工具、攻击途径、攻击意图等信息，精准找出威胁所在，从而响应并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也就要求借助A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进行海量数据存储计算。而在微步创立之初，这些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微步正是发现了威胁情报的可能性，确定其为切入点，开拓创新，期待为行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技术。

　　“云化”服务体系，聚焦新安全探索

　　作为国内新兴网络安全公司，微步在线长期植根于威胁检测领域，积累了强大的威胁情报和威胁检测分析能力，研发了基于流量和终端的“云+流量+端点”全方位威胁检测响应产品矩阵，帮助企业建立全方位的威胁监控体系，持续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针对当下网络安全行业中，威胁端和需求端同步变化，“新安全”业态应运而生，微步在线聚焦技术提升和产品服务，进行了一系列新探索。

　　“过去上网都会用到DNS服务做域名解析，在此过程中，就可能有钓鱼网站、木马等的威胁存在，而微步创新使用云化的交付方式，便捷用户体验。”薛锋表示，这种云化交付、按年订阅、重视实战效果的方式，能以较低的成本帮用户持续解决安全困扰问题。这种云化的创新服务，不仅是国内首家，也深受用户欢迎。

　　薛锋介绍，目前大概有几千家单位通过这种云化方式，基本上实现“分钟级”就能使用微步的服务，大大区别于传统网络安全终端不易移动、时间成本高的特点。

　　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日日常新”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所面临的传统安全与网络安全威胁交织，网络空间对抗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常态化手段，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薛锋表示，作为数字时代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型企业、网络威胁发现和响应的领军者，团队将结合自身优势，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建立全面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扩展，努力应用于国家网络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上，同时坚持守正创新。

　　当下，网络安全行业内基础设施和客户需求都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行业内各类企业持续不断开拓创新，在此过程中，要认识到网络安全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日日常新”，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一直觉得，网络安全行业其实非常像医疗行业，医疗行业应对的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生物病毒体，而网络安全行业其实应对的是网络世界中的黑客或病毒。”谈及未来规划，薛锋表示，下一步，微步在线将继续沿着精准及时发现多样化网络威胁、帮助用户做出积极响应的大方向，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深化“客户成功”概念，助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监制：张宁 李政葳

　　采访：雷渺鑫 李飞

　　拍摄/后期：雷渺鑫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