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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两会”：代表委员聚焦成渝“共舞”全面提速******
中新网成都1月11日电 (单鹏 岳依桐 王利文)今年的四川“两会”，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依旧是热点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要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跃升。
11日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强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简称报告)时，回顾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成果：160个共建重大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超过5600亿元；重大便民举措加快落实，推出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成为全国第一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连续4年写入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四川将协同推进248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扩大“川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和便捷生活行动举措，深入落实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一区一策”推动省级新区打造区域发展新增长极，支持重要节点城市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加快产业协同
产业协同是成渝“共舞”的关键词。围绕产业协同，民进四川省委会建议协同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能力，民盟四川省委会建言共建成渝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在集体提案中提出，打造互联互通的成渝氢走廊、汽车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强化‘双核’联动联建、推动成都和重庆都市圈协同互动，能有效辐射带动全域发展，加快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的‘全景图’。”四川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延华解读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速后，企业在成渝地区能够发掘更多产品需求、更容易找到配套。”四川省人大代表，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肖建华分析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效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大大缓解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培育新增长极
推动成渝加速融合，联合打造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等毗邻地区合作平台是重要抓手，未来这些区域有望孕育出新增长极。四川省人大代表、达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勇接受采访时表示，拥有丰富天然气锂钾资源的达州正加快建设万达开天然气锂钾综合利用集聚区，“达州将整合万达开优势资源和政策，以天然气锂钾产业的崛起带动万达开三地就业创业；还将联合实施一批天然气锂钾重点科技专项，共克产业发展技术难关。”
近日，四川泸州和重庆永川、江津三地联合发布《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发展规划》，将在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生态环境、开放合作、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融合发展。在四川省政协委员、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素平看来，城市间的互动将成渝中部城市真正“链接”起来。“这种‘链接’在川渝两地越来越多，进一步提升发展的融合性、互通性。”
节点城市崛起
在成渝“共舞”中，重要节点城市发挥的作用将愈发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成渝地区，政策、资金、人才、产业布局向该区域加快集聚，为内江等节点城市加快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深化毗邻合作提供千载难逢的重大战略机遇。以内江为例，2022年，该市到位市外资金同比增长30.5%，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居四川省第一。
四川省人大代表、内江市委书记邹自景接受采访时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心、成渝发展主轴，历来在成渝地区经济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辐射周边16座城市2亿人口的优势，“四川省委高度重视成渝主轴发展，强调成渝主轴事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崛起，要发挥内江等节点城市作用，联动沿线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挺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经济主线的‘脊梁’。近期还为内江在内的川中四市量身定做加快成渝中部崛起相关政策文件，这些都将推动内江向产业发展新高地迈进、突破。”
据了解，内江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他区域合作频率、合作热度、合作成效显著，2022年，内江“10+30”川渝共建重大项目分别完成投资37.64亿元、157.53亿元。目前，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46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内江与重庆市荣昌区整合现代农业、现代畜牧(生猪)等资源优势，高质量打造川渝地区协同创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合力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试点园区等重点农业产业项目建设。
邹自景表示，未来内江将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不断壮大“页岩气+”“钒钛+”“甜味+”“装备+”四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畅通“交通网”，推进隆黄铁路、内昆铁路等对外大通道，推进绵遂内高铁、内大高速等圈内主通道建设，打造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区域物流枢纽，到2027年，国际物流港基本建成，区域物流枢纽建设基本成势。协同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川渝通办”事项落地落实，让老百姓充分感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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