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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刘进：江门五邑侨批中有何家国密码？******

　　中新社江门1月12日电题：江门五邑侨批中有何家国密码？

　　——专访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院长刘进

　　中新社记者孙秋霞

　　近代到北美等地谋生的华侨，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乡村，其中五邑人最多。他们将银信(侨批)寄往家乡，赡养家眷，维系亲情，同时也推动了侨居地的繁荣发展。侨批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主要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国内眷属的汇款(银)和家书的合称。2013年，16万封粤闽籍华侨华人留下的《侨批档案》正式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八项“世界记忆”遗产。

　　江门五邑保存有大量侨批，这些侨批中蕴藏着何种家国密码？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院长刘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早期赴北美谋生的华侨大多来自五邑？保存至今的侨批记载了他们怎样的生存史和创业史？

江门台山银信博物馆展出的部分侨批。严建广摄

　　刘进：早期到北美谋生的华侨绝大多来自珠三角粤语方言区，其中80%左右是五邑人(五邑指今江门市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县级行政区)，台山人占到约五成。五邑多丘陵，人多地少，生存压力较珠三角地区的番禺、中山等地更大。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这一消息轰动世界，并很快传到珠三角，在五邑地区的青年男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致富的“拉力”和生计维艰的“推力”下，他们纷纷出洋“淘金”，并由此形成路径依赖和移民网络。

台山籍华人李齐乐的出入境身份证明文件。孙秋霞摄

　　五邑侨批记载了百余年来华侨华人与国内家眷共同构建无数个跨国家庭命运共同体、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生动案例。近代，五邑华侨侨居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曾颁布排华法律，种族歧视问题严重，大多数华侨在信中诉说在海外谋生的艰辛与不易。

　　目前中国公共文博机构保存的五邑侨批有五万多件，现存最早的五邑侨批是1871年由美国华侨寄回，越到后面保留下来的侨批越多。20世纪70年代侨批局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后，侨批从此成为历史。

加拿大华侨林德亮给儿子林举俍的信中诉说“到处禁止，不许我华人入境”，求生维艰。罗达全藏

　　中新社记者：大量到海外谋生的江门五邑华侨，接触西方文化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何种转变？他们如何影响家乡社会？

　　刘进：华侨是近代早期睁眼看世界的最大中国人群体。在书信中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动引进侨居国和地区的现代化事物，如发电机、留声机、抽水马桶等，改进侨乡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品质；二是新思想新风尚的吸收和引进，如更加重视子弟接收现代教育，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出平等、民主的趋势；三是浓郁的社会公益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

江门开平碉楼。孙秋霞摄

　　近代，华侨成为推动和参与中国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五邑华侨为保卫家园，修筑了大量防范土匪的碉楼，并借鉴侨居地的社区模式建设许多华侨新村，改善了人居环境。华侨将海外的血汗之资源源不断输入家乡，建起了新宁铁路，修筑了纵横交错的公路；引进西方先进设施，如自来水设施、电力、电话等；改建或新建了上百个用于商业贸易的圩镇，知名的包括江门开平赤坎古镇、梅家大院(原名汀江圩)、冈宁圩(电影《让子弹飞》“鹅城”取景地)。海外华侨推动了侨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和探索的一个独特类型。

　　中新社记者：梁启超、陈少白、司徒美堂、冯如等历史名人均出自江门，是否也与华侨带给家乡的改变有关？

　　刘进：五邑华侨特别重视文化教育，捐资兴办了大量学校、图书馆、阅书报社，还兴办了近代中国侨乡最多的侨刊，引进了排球等体育运动，极大提升了五邑侨乡的文明程度。江门五邑地区产生了梁启超、陈少白等一大批引领中国前进方向的历史文化名人，这不是偶然的，与这里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

华侨伍耀初给父亲寄去50元，用于过年给家中儿童发放利是。李镜尧藏

　　从澳门到广州的珠江西岸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外思想文化交锋、碰撞的前沿阵地，有学者称之为近代“珠江西岸文化走廊”。江门五邑地区恰好处于这一走廊地带，这里产生大量华侨也与该地区开放氛围相关。大量华侨出洋，又带来更加包容开放进取的社会文化环境，孕育出更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知名历史人物，冯如、司徒美堂更是走向世界，成为侨界翘楚。

司徒美堂写给张祝三的信件。翁丹萍摄

　　中新社记者：通过对大量侨批进行研究，您认为江门五邑华侨具有怎样的集体意识？

　　刘进：在侨批中，华侨自称“唐人”，回国称“回唐”。汉唐时期是中国的盛世，他们以中国辉煌的历史为荣。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外遭受种族歧视和排斥，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普通华侨在侨批中谈到为抗日捐款，说得最多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

广东广州，在“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侨批(银信)专题展”上展览展出的银信。郭军摄

　　1937年，一位美国华侨在信中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破家何在？！”1979年，另一位美国华侨在书信中说：“现在观阅有关报刊，祖国大搞四个现代化，我们旅美侨民更希望祖国昌盛和强大，我们海外侨胞有好靠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梦想，每一封家信都诉说和见证了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

　　中新社记者：当前，江门逾530万名五邑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应如何保护侨批文化和传承华侨精神？

　　刘进：江门既是近代形成的著名侨乡，又是改革开放后依然活跃的侨乡，新移民数量众多。华裔新生代已融入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建设者和贡献者。新老移民对家乡的记忆永存心间，关心家乡发展。近年来，华裔新生代到祖籍地血脉寻根、文化寻根的潮流非常盛，他们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到哪里去”提供历史文化自信。

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展示的部分侨批。孙秋霞摄

　　为保护好侨批文化，首先要抢救存在灭失危机的侨批，目前民间有数量较多的侨批在流转交易，应抓紧抢救，将它们保存到条件良好的文化机构中。其次，要加强学术研究，对侨批谈论的跨国家庭日常生活进行学术凝练，探寻文化底蕴，特别要注重国际学术比较研究。第三，加强活化利用，通过博物馆、影视剧、城市文化景观、大中小学教育等多种方式，传播和弘扬华侨精神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进，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著有《台山银信》《五邑银信》《银信与五邑侨乡社会》等，参与了“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文本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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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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